印章，又被称为图章或戳，是中华文化中一种独特的符号。在学术界，它通常被称为玺印，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东汉学者刘熙在其著作《释名》中曾指出：“印者，信也。”这说明了印章在人际交往中所扮演的信任和凭证的角色。无论是在官府之间的正式往来，还是民间日常的交流互动，无论是身份尊贵的天子，还是平凡的一介平民，印章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从远古时期一直到现代社会的日常交往中，印章的重要性始终未减。它不仅是一种实用的工具，更是文化和艺术的结晶。随着时间的推移，印章与篆刻艺术相结合，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传统艺术形式。篆刻艺术以印章为载体，通过巧妙的刀法和独特的字体设计，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了中华文化瑰宝的一部分。

印章的溯源

印章的溯源，历来被历史学界和文物爱好者所津津乐道，然而其确切的起源时间和地点却如同雾中的风景，模糊不清。尽管唐代杜佑的《通典》中提及“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所好也”，这一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时间线索——夏商周三代。然而，这一跨度长达约两千年的时间范围，使得具体年代的确定变得困难重重。尽管如此，这一记载确实暗示了印章在那个遥远的时期已经有了其存在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三代”之说流传甚广，但我们至今尚未发现夏商时期的确切印章实物。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印章的起源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一些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可能的线索。例如，著名学者于省吾的《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中，便收录了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铜质印章。这些印章的形象与铜器铭文的图徽颇为相似，因此有学者认为它们可能是殷墟早期的印章。

这些铜质印章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但由于出土情况的不详以及印章内容的模糊，我们仍然无法确定它们是否真正属于殷商文化层。这使得我们对于印章起源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猜测和推论的阶段。

印章作为信物的功能以及其可反复多次印制的特性，都暗示着它必然产生于社会交往已相当频繁的时代。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印章的起源与古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除了这些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据外，还有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相同的一组组花纹是由一陶印模击打出来的。这一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印章的起源。如果这些陶印模确实存在并被广泛使用，那么它们可以被认为是印章的雏形，从而为印章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

也有人说得很早，以为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相同的一组组花纹是由一陶印模击打出来的，这陶印模可算是印章的源头。

在探讨印章的起源时，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两个核心概念。虽然陶印模可能在形制或使用上为印章提供了一定的启发，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印章的核心功能并非简单地重复击打无具体意义的花纹。相反印章的主要作用在于多次传达相同且可信的信息。这种功能使得印章在社交和事务处理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将这一概念与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进行比较，有人可能会提出，人类在湿地上行走时留下的脚印，在某种程度上与印章有相似之处。这种观点忽视了印章所承载的信息性和可信度。脚印虽然可以重复出现，但它们缺乏明确的意义和特定的信息传达功能。因此，将脚印视为印章的源头并不合理。

基于现有的知识和考古发现，一般意义上的印章，即具备明确的信息传达和可重复使用功能的印章，其出现时间应该晚于殷商时期。虽然早期的陶印模等物品可能为印章的形制和使用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但真正意义上的印章在殷商之后才开始崭露头角。这一结论不仅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也得到了考古发现的支持。

因此在讨论印章的起源时，我们应该区分其形制和功能的不同方面，并基于现有的知识和证据进行合理的推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印章的起源和发展历程，揭示这一古老信物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据《周礼·地官·司市》中记载：“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郑玄注解道：“玺节，即印章，类似于现今的封条。”这表明在西周时期，印章已经被用于商贸活动中的凭证。

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也提到：“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杜预注解：“玺书，即封印的书信。”这些古代的文献记载，让我们有理由推测，在西周时期印章已经开始被使用。

然而也有一种保守的观点认为，印章的真正起源应是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这一时期，奴隶制度逐渐衰落，封建制度开始兴起，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商业交流日益频繁。在这样的背景下，如《后汉书·祭祀志》所述，“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印章作为凭信之物，其应用范围逐渐扩大，不仅用于商贸活动，还开始涉及政治、军事等领域。

刘熙在《释名》卷六《释书契》中阐述道：“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他从音义两方面对印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将“玺”解释为可以转移但不可开启的封物工具，而“印”则作为封物的信验，象征着信任与凭据。尽管我们现在无法完全验证他的论证是否正确，但他的观点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印章功能和意义的视角。

根据现有的知识和考古发现，一般意义上的印章是在殷商之后才开始广泛使用的。这一点在古代的文献记载中得到了印证。《周礼·地官·司市》中提到：“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郑玄注解道：“玺节，即印章，类似于现今的封条。”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也记载：“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这些记载表明，在古代，印章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商贸活动和公文往来中。

在古代印章不仅仅是文书的封印工具，更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朝廷官员们往往将印章佩戴在身上，作为自己身份地位的证明。在战国时期，无论是天子还是其他官员，参与祭祀和庙聘等重要活动时，都会将印章佩戴在腰间。这些印章多数是通过凿刻而成，上面的文字采用正书，但它们并非专为钤印而设计。

历史上，苏秦佩戴六国相印的辉煌事迹便是这一传统的生动体现。想象一下，身佩六国相印的苏秦，其地位与威望是何等的显赫。元朝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王礼考十》中明确指出：“无玺书，则九重之号令不能达之于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这充分说明了印章在古代政治和行政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一旦某人被朝廷授予官印，其身份地位便随之提升，风光无限。这一点在《汉书·朱买臣传》中有着生动的描绘。朱买臣原本是一个以砍柴为生的贫穷小子，由于妻子的嫌弃，他竟被迫接受了休书，这足以体现他当时的贫贱。在得到贵人的帮助后，凭借自己的才学，他最终当上了会稽太守。当他腰间系着大印的绶带，身穿旧衣，徒步来到会稽郡驻京办事处时，守门人见状无不肃然起敬。

“制，所以作土旁。所谓“封泥”，封泥是指封发的物件和简牍的封口上，盖有印章的小块泥土。这种做法旨在防止私拆，同时也作为信验的一种形式。在古代文献中，封泥有时也被称为“泥封”。

关于“泥封”一词，最早可见于《后汉书·百官志》。过去的人们对封泥的真正含义并不清楚。直到清朝末年，四川、山东等地发现了封泥遗物，这一谜团才逐渐揭开。当时的一般金石学家对封泥并不认识，赵之谦在其《补寰宇访碑录》中甚至将封泥误认为是“印范”。直到吴式芬、陈介祺的《封泥考略》一书出版，人们才真正了解了封泥的来龙去脉。

封泥的表面常常留有很深的印章所钤之痕，其中最常见的是官印，偶尔也有私印。而封泥的背面，则保留着绑扎绳子的痕迹。这些痕迹以横向的为主，但也有纵向和十字形的。这些痕迹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古代封泥使用方式的宝贵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发现了一个硬陶罐。这个陶罐的口部用草填塞，草外敷泥，上面还放置了一个“封泥匣”。在这块封泥上，钤有“軑侯家丞”四字的印痕。这一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实物证据，进一步证实了古代封泥的使用方式和它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通过封泥这一实物证据，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古代印章的使用方式，还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封泥作为古代文书交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信息，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