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节汉代墓葬惊现唐代‘开元通宝’：揭秘古人独特习俗

06-25

奉节寨子墓地全景

菱格纹+乳钉纹长方形砖错缝叠砌而成的甬道和墓室全都保存完好，大小不一的陶罐、陶碗和袖珍的陶灶散落一地……看到眼前这一幕，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文博副研究馆员孙治刚和同事们心里更加肯定了此前的期待：“这次抢救性发掘，非常有价值！”

让他们激动不已的地方名叫“土寨子墓地”，位于重庆市奉节县康乐镇山根村四组。6月24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式对外公布了孙治刚和同事们此前努力所取得的“收获”——在82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奉节县文物保护管理中心一起清理出了汉代墓葬12座出土陶器、琉璃器及铜钱等各类器物共计70件（套）。

“这些高海拔地区早期墓葬的发现，对峡江汉代人地关系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值得重点关注。”24日晚，孙治刚接受上游新闻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4号墓（左）、5号墓（右）全景

发掘时当地滴水成冰

从地理位置上看，奉节土寨子墓地地处长江支流梅溪河北岸山脊略平缓地带，东、西两侧为山谷。据孙治刚回忆，墓地是2020年11月在当地村民平整土地时发现的，“村民们报告给了当地文管部门后，我们第一时间前往进行了核查，初步发现了3个墓穴。后来在进一步勘探中又有发现，最终确认了有12座墓葬。”

“因为当地村民大多已经搬迁，这些墓葬周围环境已经趋近荒凉，再不发掘墓葬有进一步被盗的风险。”孙治刚表示，所以在报经市文物局批准后，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奉节县文物保护管理中心联合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墓葬群最大的特别之处，就是当地690-790米这个海拔高度。”孙治刚说，这样的高海拔带来的第一大影响就是增大了发掘难度。“我们的发掘时间是从2020年的11月一直持续到了2021年1月。本来就是冬天，加上当地的高海拔，气温更低。”孙治刚记得，发掘时早上去现场很多有水的地方都是结了冰的，“我们有同事在发掘过程中，手都冻肿了。”

5号墓甬道

12座墓葬形制分为两大类

本次土寨子墓地发掘的12座墓葬，分为南、北两个片区分布。其中，南区5座，北区7座。据介绍，根据构筑用材的差异，它们可以分为砖室墓和石室墓两类。

在所有砖石墓中，5号墓是“收获”最大的一座，它也是本次发掘出的12座墓葬中被盗扰程度最低的一座。

本文开篇描绘出的孙治刚和同事们看到的那一幕，正是出自5号墓。据介绍，5号墓为竖穴岩坑砖室墓，由甬道、墓室两部分组成。甬道、墓室周壁多用菱格纹+乳钉纹长方形砖并辅以菱格纹+“十”字纹长方形砖错缝叠砌，顶部用菱格纹+乳钉纹楔形榫卯砖券顶，底部多用长方形砖铺地。

据孙治刚介绍，该墓的甬道平面呈竖长方形，长2.70、宽1.40、高1.40米，“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少许零乱人骨，但葬式和葬具不详。同时，这个墓的随葬品也大多是在这个甬道里发现的，墓室里只发现了少量随葬品。”

据统计，在整个5号墓中一共发现了9件陶罐、5件陶灶、1件陶釜、2件陶甑、1件陶壶、1件陶器盖、6件陶俑、1件陶鸡、1件陶镇墓兽及3组计27枚铜五铢钱。

6号墓全景图

汉代墓葬里竟发现了唐代的“开元通宝”？

孙治刚说，较为遗憾的是，现场的诸多发现可以证明，这12座墓葬早在唐宋前后就已经被盗扰过了。但如果仔细盘点出土的各类器物，仍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不少值得进一步推敲，或者说是存在更多可能的细节。

据统计，本次土寨子墓地发掘出土的土陶器、琉璃器及铜钱等各类器物共计70件（套）。其中，陶器有釜、灶、甑、壶、罐、钵、器盖、陶俑、陶鸡、镇墓兽等，陶器组合以釜、灶、甑、壶或灶、罐、壶为主，特别是灶较为常见；琉璃器仅出土有耳珰；铜钱多为五铢钱，另有3枚开元通宝。

第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和3枚开元通宝有关。

孙治刚说，从墓葬中发现的钱币多为五铢钱等可以确认这12座墓葬是典型的的汉代墓葬，但在6号墓的填土中他和同事发现了那3枚开元通宝铜钱。

唐代的铜钱是为何会出现在汉代墓葬中？孙治刚说，自己和发掘团队成员判断，这是后期扰乱所致。“但扰乱也存在着不同的可能。”孙治刚说，比如这3枚开元通宝可能是后来墓被盗时有人留下的。

“但也不能排除是唐代的人借葬留下的。”孙治刚说，此前已有考古研究发现，在唐宋时期的三峡地区有后人利用前人墓葬进行埋葬的习俗。

5号墓出土的陶灶

墓主身份或与制盐业有关

那墓主身份到底会是怎样的身份？当上游新闻记者向孙治刚问起这个问题时，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因为没有文字出土来进行佐证，墓主的身份确实不好确定。”

但孙治刚同时提到了另一个细节，就是5号墓中出土的陶灶。从此前已有的发现、研究看，随葬品中有这样的陶灶的墓葬主要集中在奉节、巫山，三峡的瞿塘峡以西地区，往长江上游的丰都就比较少了，“再加上，此前出土的这样的陶灶有些上面还有釜，所以，有一种推测是他（墓主人）可能和制盐及其相关的行业有关。但这目前也只是推测。”

在谈到本次奉节土寨子墓地发掘的意义时，孙治刚再一次提到了其所在地的高海拔，“这次是在远离长江支流梅溪河岸海拔690-790米的山脊上集中发现了一片规划有序、排列整齐的汉代砖（石）室墓，表明古人在选择葬地时已由低海拔江河宽谷地带向高海拔山地丘陵转移。”

孙治刚说，这一方面说明古人征服自然的能力日益变强，“他们不再是顺其自然地在沿江台地选择墓葬地，已经具备了往更高的山地活动的能力。”另一方面，墓葬群也说明了当时的人可能在选择葬地上有了一定独特的寓意，“这些高海拔地区早期墓葬的发现，对峡江汉代人地关系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值得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