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香文化源于祭祀,香炉亦然。随着古人用香文化的发展,香炉的使用和形制,也在发生变化。不同历史时期,熏香意图不同,香具也进步和发展。综合来看,祭祀用供炉、殿堂用殿堂炉、熏衣熏被用生活炉、文房用文人炉等,不一而足。其材质、样式、大小、色彩、纹饰等等,也各色各异,各有所用,万不可混淆。
值得一提的是,皇权政治是推动历史进程和文化演进的有生力量,在汉代,博山炉的出现,占据中国香炉文化至高点的前面一千余年。在宋代,宋徽宗推广夏商周三代青铜礼器为样本的香炉,统领着中国香炉文化主脉的后面一千余年。在明代,宣德皇帝所主导创制的宣德炉,虽未形成高峰,却也泛起了巨大的中国香炉文化浪花,在今天仍然在熠熠生辉。
但就中国历代香炉的流变和风格变化来看,知名文化学者黄海涛先生的总结甚恰:“汉器在天,唐器在家,宋器在心,明器在殿,清器在堂。”
北周铜文房一组
郑州东方翰典文化博物馆藏
一、敬天祭祖 香以礼政
我国是礼仪之邦,向来注重礼法。香炉作为敬天祭祖的礼器,其地位历来神圣。西汉戴圣所编《礼记》载:“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在先秦的祭祀活动中,香炉作为礼器之一,起到了关健作用。周代的祭祀分为祭天神、祀地衹、祭人神三部分。《周礼》载:“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有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
龙山文化陶熏炉,高27厘米,炉膛径12厘米
郑州东方翰典文化博物馆藏
原始社会时期祭祀方式和焚香形式较为粗放,香具未有大的发展。但据考古发掘,在我国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已有香炉出现。
古人认为“君权神授”,帝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一开始,香炉是皇家用品,多采用青铜制造,甚至鎏金鎏银,不惜成本。本来,燃香就用以通神,香炉也就成为敬天礼神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奢侈的香炉中焚香,青烟若云,缈如仙景,更让人神往。西汉刘向《熏炉铭》:“嘉此正器,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状博山炉之美,意蕴盎然,正是此韵。
秦汉时期,社会上盛传东海中有仙山,一时间炼丹修道者众多。而博山炉炉体呈豆形,盖高而尖,呈山形,山形重叠,焚香时,有如仙山一般。故而博山炉本有当时人们求仙追道,寻找海外仙山的隐喻。后来,这些美好的意蕴,渐渐衍生出“礼政”的功能。宋朝时,考古学家吕大临《考古图》写道:“汉朝故事,诸王出阁,则赐博山炉。”汉朝皇帝以博山炉为礼物,赐与王子与公主,不但典籍有记载,还有考古发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竹节熏炉,便被认为是汉武帝赏赐亲姐姐长信公主的礼物,堪称国宝。而且,博山炉的尊贵和文化影响日益广泛,魏晋南北朝时一些供养图中引导僧人手持的行炉居然是博山炉。
香炉从制造到应用,无论其形制还是香用体系,在汉时已臻完备。后世香炉,大多不再追求复杂繁琐了,开始向简约实用发展。到了西晋时期,就出现了奁式三足炉和鼎式三足炉,使用更加方便。另外,晋代时已有简式青铜熏炉,样式取形博山炉,但更加简便。
到了唐代,香炉形制有所增加,最具代表性的是金银香炉,其做工精细,华丽端庄,极尽奢华之能事。另外,唐代还出现了熏香球、香宝子等熏香用具,可见熏香活动在贵族之间非常普遍。随着佛教兴盛,人们烧香拜佛需求增加,一种有柄手持的“鹊尾炉”,在魏晋南北朝兴起后更为流行,并流传到海外。至今日本正仓院还保留有此类精品“行炉”。
综观汉唐时期,香炉之所以得到大的发展,大约是行政使用较为频繁,尤其是“朝礼行香”,让行香成为行政礼仪的一部分。至宋代,香炉类型大为扩充,尤其是陶瓷业的发达,出现了一大批炉型,如造型圆润的熏炉,仿古的则有鬲式炉、鼎式炉、簋式炉、奁式炉、钵式炉等,宋代五大名窑与地方窑口皆有烧制。从物资文化、物资材料学角度来看,汉代是青铜器时代,青铜博山炉比较多。到了唐代进入到金银器时代,金银香炉大增。宋代是中国瓷器时代的高峰,瓷质香炉独领风骚。
到了元代,掐丝珐琅工艺传入我国,很快应用在香炉之上,到了明代景泰年间,这种工艺发展到巅峰,又称为“景泰蓝”。另外,明代致力恢复古制祭祀用具的宣德帝,因传世品多见于香炉,被统一称为“宣德炉”。后来,这些礼器,尽数归于清宫。
香文化在明清两代,日渐没落。但是在清宫旧藏中,其香具却日渐繁复化、奢侈化。一大批青铜炉,珐琅炉,乃至香盒、香亭、香囊、香车、香熏等,至今还矗立在故宫内。这些香器,有的高大如香亭,有的精美如香盒,有的则取形于仿生,将香熏做成各色的吉祥神兽、动物,乃至葫芦等。只是这些香炉,美则美矣,却总觉有失韵致,一直藏在深宫,不为世人所重视。
而在清宫中,诸多用于“礼政”的香炉便属于“殿堂炉”,一般是成对出现,摆放在各个殿堂的重要位置,增加威严。综观历代礼政用炉,大多沿袭夏商周三代的青铜礼器,或方或圆,或三足或四足。
二、神人以畅 三家香器
据宋代人考证,我国宗教礼神所用的香炉,应不晚于汉代。黄海涛先生认为,佛家用香炉的仪轨,其实是参考和借用了道家仪轨。因此,早期佛家香熏炉,其主流源于汉代博山炉。甚至,在当时的石窟造像和壁画上,无不是博山炉,且未见其它制式的炉具。虽然礼佛、礼道、礼儒由来已久,但三家用炉,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前文说到,唐朝时出现的“行炉”主要用于礼佛,但“行香”并非佛家所独享。因为这种炉具小而美,易于行动,方便使用,在宋代时还曾风靡一时,定窑、耀州窑、磁州窑都有烧制。在我国特有的东方文化用香体系中,无论是佛家、道家,还是儒家,都没有形成完全属于宗教的用香体系。无论是本土宗教道教,还是外来宗教佛教,它们也一直从属于我国的政治文明进程。道、佛或隐或显,多因帝王喜好而沉浮。即使是佛教昌盛的北南朝,以及佛教极盛的唐朝,佛教一直紧踩着华夏文化的脉搏而行动,不曾僭越,也不曾掉队。
随着社会的进步,香炉的制式也在尝试打破汉魏博山炉的垄断,尤其是西域文化的持续输入,带有异域风情的元素,也在香炉上显现出来。南北朝时,就有一种鹊尾炉开始流行,此种香炉并非我国所创,应是随佛教东传而来。这种来自异域的,带有手柄的香炉,可能是启发唐式行炉的原型。现在,我们在一些佛教壁画中,仍然能见到这种香炉。另外,现藏在清宫偏殿的佛堂中,也有皇家礼佛香炉,但一般是由五件珐琅彩组成的“五供”,让人感觉严谨而又呆板。
另外,随着香料日益丰富,香料使用取得进一步发展,香篆文化亦在佛家普及。在唐代不空和尚的译著中就提到了香印,说香印代表了大悲拔苦。焚烧香印,即如真实显现,香印燃尽,万法归空。可见,香印作为佛家的修行之法,已经形成特有的方式。
当然,在道家祭天、通神、养生等仪式上,焚香同样也是万法之先,自然也少不了香炉的使用。宋代太祖、太宗皇帝崇尚道家,使得道家文化得到发展,孟元老说东京汴梁城“每岁清明日,放万姓烧香游观,”可见其盛况。到了宋徽宗时期,他甚至希望自己成仙,变成仙国的皇帝。他甚至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位政、教一体的国产“教皇”。
道家香炉早期也用博山炉,但因为早期道士多喜欢炼丹,对鼎炉有一定的偏好,后来形成一定的特征,即沿袭了鼎炉的形制,有三足炉、四足炉、五足炉等,后来更是发展出无盖香炉,多用于占卜,观香定谶之用。当然,这类香炉的流行,也与炷香的大量出现大有关系。
至于儒家用炉,则是基于礼敬天、地、君、亲、师,“礼”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首,其中就包含了用香行礼规范。甚至,古代的科举考试之前,都要举行盛大的焚香仪式。当然,儒家虽然不是宗教,但其早就跟皇权一道,成为传统礼教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儒家甚至代表着皇权统治,成为化育百姓的工具。欧阳修曾有诗曰:“焚香礼进士,彻幕待经生。”汉唐以来,帝王为了教化子民,特设御前讲席,请儒家饱学之士,前去讲学。每次讲学,都要儒士沐浴更衣,在香案前,拈香而拜,次日才能正式开讲,香或香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