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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都难以分辨真伪的技艺,究竟是何方神圣?

09-13

齐白石都难以分辨真伪的技艺,究竟是何方神圣?

周恩来、陈毅将木版水印簪花仕女图》赠送给缅甸总理吴努

上世纪50年代,北京荣宝斋挂着两幅《墨虾》,一幅是齐白石自己画的,另一幅则是荣宝斋木版水印复制品。弟子王雪涛曾问乃师:“墙上挂的两张《虾》,哪张是您画的?”齐白石辨认了许久后说:“真看不出来……”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技艺,让原创者都真伪难辨?日前,在荣宝斋工作40余年,谙熟木版水印技艺的白崇伟先生向记者讲述了荣宝斋木版水印的发展历程、巅峰之作以及制作工序。

我国古老雕版印刷术最早记载于隋代,史称“饾版拱花术”。木版水印技艺正是在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艺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发展起来的特殊印刷术。由于在复制中国书画过程中的用料、用色、以水调兑等特殊性,从而定名“木版水印”。

名家的水印情缘

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是从印制诗笺开始的。1933年,鲁迅与郑振铎搜购了各类彩笺、信笺多达四五百种,并从中逐一选样,整编后分两次印了《北平笺谱》,此笺谱被称为“中国木刻史上断代的唯一丰碑”。次年,二人委托荣宝斋翻刻明代《十竹斋笺谱》,“在用什么纸的问题上,鲁迅先生十分关心,当时他身在上海还特意写信给郑振铎先生,选定了与《北平笺谱》一样的‘夹宣’。《十竹斋笺谱》被荣宝斋翻刻了300部。”白崇伟介绍,1958年版《北平笺谱》中,许广平在鲁迅、郑振铎两位的序言前新增说明,笺谱也正名为《北京笺谱》,收录了林琴南的山水笺、陈师曾的诗笺、戴伯和的鹤笺、李柏霖的花卉笺、齐白石的人物笺等共332帧,只印了300部。“此版《北京笺谱》精刻精印,用色妍雅,笺款丰富多变,令近代典籍收藏大家叹为观止。”

张大千 木版水印《敦煌供养人》 105cm×38cm

上世纪40年代,荣宝斋成功试印张大千的《敦煌供养人》,实现了我国雕版印刷由印制笺纸到国画作品的重大转折。然而这仅仅是小试牛刀,新中国成立后,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说到木版水印复制中国古今名画,不得不提到徐悲鸿。1950年,徐悲鸿想为《奔马图》留下副本,找到当时荣宝斋的经理侯恺,侯恺当即表示可以试试,于是,利用木版水印印制大幅写意中国画的大胆尝试便开始了。“《奔马图》第一版只印了30张,按当时的印制水平,想在画上印字非常困难,因此,30张画全部由徐悲鸿亲自用毛笔签名,再于画面下方打上图章。”白崇伟说,虽然这张《奔马图》今天看来在印刷质量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它迈出了以木版水印形式复制古今名画的坚实的第一步,为这一古老的印刷技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荣宝斋印制的明代《十竹斋笺谱》

除了完整复制原作,木版水印技术还可以修正、弥补创作中的不足,徐悲鸿就曾将一幅代表作拿到荣宝斋,希望可以用木版水印的方式将作品中的马腿加以修正。经过木版水印技术的处理,不但弥补了创作中的不足,同时还完整地保留了原作的神韵。白崇伟说,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王雪涛画的一幅《牡丹》,最初它是一幅竖着的作品。在60年代以后,随着沙发进入家庭,很多人都喜欢张挂一些横幅的作品,荣宝斋的师傅们发现这幅《牡丹》的构图适合横着摆放,经过与作者协商后,将落款移动,使它变成一件横幅的作品,看上去更加美观。此后,王雪涛也画了很多横幅的作品如《咏梅》。

荣宝斋印制的唐代张萱绘《虢国夫人游春图》

解放后荣宝斋的第一任经理侯恺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荣宝斋要在木版水印上走出自己的道路。他首先想到的是齐白石,因为齐氏作品水墨淋漓,最适合木版水印印制。侯恺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齐白石后不久,齐白石就将24幅一组的册页作品送来。册页是中国书画作品的一种款式,由于尺幅不大亦称“小品”,集绘画、书法、诗词和题跋为一体,由于易于欣赏、携带、保存等特点,深受书画家和收藏家的喜爱。为试验复制出版齐白石的这部作品,荣宝斋特别邀请叶浅予作序,并在扉页附上齐白石的速写肖像,装潢也十分讲究,册页出版后十分畅销。1952年荣宝斋又试印齐白石的《白茶花》获得成功。借这股东风,徐悲鸿的大幅《群马图》、《漓江春雨》和齐白石的八尺整纸《蕉下鸣蛙》从荣宝斋走进了家庭,也走出了国门。

精刻精印 成就人才

到1954年,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当时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稿源。于是古画临摹工作就提上了日程。白崇伟说:“为了复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国宝级书画,荣宝斋的师傅们经过艰苦努力,最终发明了印绢上水法,攻克了绢画印制的技术难关。此后,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无论是纸本还是绢本,都普遍采用了这种上水的技法。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从印制小幅作品,发展到印制大幅作品;从印制纸本,发展到印制绢本。”

清代王云的《月色楼阁》是复制成功的第一幅绢本木版水印作品。《宋元画片》的制作也是荣宝斋印制绢本国画的经典案例。“文革”期间,荣宝斋的老师傅们用木版水印的方法印制毛主席诗词,并成功印制了《毛主席去安源》,这是用木版水印印制油画作品的一次大胆的尝试。

经过研究,荣宝斋决定将唐代画家周昉绘《簪花仕女图》作为木版水印复制古代巨幅绢画的首选。“必须印出它柔中带刚的线条、体态丰满的神韵,以及纱罗外衣的质感,首先要注意刻版,刻时必须集中精力,持刀要稳,下刀要准,根据原作起落顿挫的笔意,以刀代笔,全神贯注。这是一件艰苦的工作。”白崇伟说,当一套版刻完之后,印刷起来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是绢本画,特别是用绢画仕女人物,比如乌黑的云鬓,如果用新制的墨晕染,则会显出亮光,行话称为“贼光”。在荣宝斋老师傅金振之的指导下,用古墨或者将新墨中的胶去掉,终于达到理想的效果。《簪花仕女图》的复制成功,标志着绢本国画的复制艺术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在2015嘉德拍卖会上,荣宝斋木版水印《簪花仕女图》以44万元的价格落槌。

《韩熙载夜宴图》是荣宝斋复制的众多作品中水平最高的作品之一。《韩熙载夜宴图》是我国古代工笔重彩人物画中的经典之作,也是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的唯一传世之作,它描绘了五代南唐大臣韩熙载放纵的夜生活。全画共分为“听乐、观舞、歇息、清吹、散宴”五部分。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据介绍,荣宝斋为了印制这幅画,特制了最好的画绢,动用了石青、石绿、朱砂、赤金等矿物颜料和金属色,“韩熙载的胡须细若游丝而又刚劲有力,需要四五块套版才能把胡须繁简、虚实、浓淡的线条层次表现出来。单仕女裙一处就需要56块套版加以印制。在它长达3米多的画卷上,共出现了这样的人物达46个之多。衣着、布局、神态,无一不要求精确至极。”此次复制从1959年开始筹划,到1979年完成,前后长达20年之久,除去“文革”耽误的时间,实际用时也有8年。勾描、刻版共1667套,复制成功的作品仅35幅。每幅需印刷多达8000余次,共计印刷近30万次。这些作品印制完成之后,便直接被故宫博物院定为仅次于真迹的艺术品。如今,故宫博物院展出的《韩熙载夜宴图》就是由荣宝斋制作的木版水印画。

荣宝斋木版水印按步骤来分,可以清晰地分为三个部分:分版勾描、刻板、印刷。另外加上刻、剔、掸、描等特殊技巧,“实际上,勾描、刻板、印刷这三个步骤根本无法截然分开,在复制过程中,前一个环节的一点点小的差错,或者对后续步骤的实施考虑不够周全,都会影响整幅画的复制质量和效果。”白崇伟说,作为古老印刷术中的一种特殊技艺,木版水印是任何现代化机器所不能取代的传统手工艺,是“活的文物”,从历史的角度看,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发展了传统雕版印刷术。印制产品的幅面从小到大,工艺由简单到复杂,技术水平和复制能力也不断革新和提升,由于一个个具有挑战性的选题、立项,最终促进了工艺提升、成就了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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