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与二里头：夏代首末都的探讨

　　一、引言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高家堡，石砌城墙近10千米，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发掘内城和外城城址、外城东门址、韩家圪旦墓葬区及樊庄子祭坛等重要遗迹，发现皇城台、瓮城、马面等防御性设施，具有神权或王权象征意义。石峁遗址统治者操控了军事和祭祀权力，石峁古城具备了早期王国都邑必要条件。系列测年及器物标本显示石峁城址兴起于龙山中期，废弃于夏代中期。孙周勇等认为石峁遗址具备了集约人口、集约经济、聚敛高等级物质文化空间地域系统，是距今4300年前后大河套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统治权力中心①。

　　沈长云根据历史记载和神话传说发表长篇论文主张华夏族起源于商周之际历史变革时期，黄帝原只是周人奉祀祖先，后随着周人主导民族融合才演变为华夏族共同祖先。石峁遗址是古代黄帝部族居邑，石峁一带同时是姬周族人最早发祥地。石峁先民将宫室及其他建筑修建在山梁高处反映了他们对天的崇拜，这与以后周人天命信仰一脉相承②。韩建业认为石峁遗存主体应当属于老虎山文化中后期阶段，代表性陶器有双鋬鬲、敛口甗等，属于以农业为主的文化。石峁石城的超大规模，玉器、兽面纹装饰等出现可能正是与陶寺、芦山峁等文化碰撞交流的产物，其根源在东方海岱、江浙地区。陶寺古城出现暴力屠杀、摧残女性、疯狂毁墓等现象，原本有斝无鬲的临汾盆地出现大量类似晋中的双鋬陶鬲，可能对应《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稷放丹朱”事件。狄人至少4000多年以来就生活在今长城沿线，和华夏同源同根而相煎。石峁石城属于黄帝后裔所建，可能是北狄先人之城③。

　　孙周勇、邵晶谨慎地提出石峁遗址具备了王国都邑必要条件，沈长云、韩建业不约而同推测石峁遗址与姬姓黄帝、北狄、周人相关，离石峁夏代首都说仅一步之遥。其实石峁遗址不仅具备了作为夏代首都必要条件，也是目前夏代首都不二之选。二里头遗址已被不少学者如邹衡、李伯谦推定为夏代都城，孙庆伟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论证④。二里头遗址极有可能是夏代中晚期都城或末都，但绝无可能是夏代首都。依此类推试从时代、地理、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探讨石峁遗址作为夏代早期都城或首都可能性，并探讨石峁遗址在上古世界体系中的地位。

　　二、时代与年代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概述中国史前神话传说时代，《史记·夏本纪》记述王国时代。大禹出西羌，会盟涂山，治水九州，崩于会稽，为夏朝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大禹与涂山女之子启是羌夷结合象征，甘之战巩固政权建立夏朝，世袭取代禅让东亚从此进入父系男权社会，也就是从玉帛古国进入干戈王国时代⑤。大禹神话传说见于四书五经，亦见于西周金文《遂公盨》：“天令禹尃土……”羌常见于甲骨文，河南陕西山西亦有羌人分布；《后汉书》有系统记述，大西北是羌人世界。黄河、长江流域均有大禹神话传说文物古迹。

　　《禹贡》九州中七州在东南，西北两州雍、梁才是大禹龙兴之地。大禹治水神话传说标志如积石山、鸟鼠山、三危山、合黎山、朱圉山、西倾山、岷山大都在西北。雍州贡道从河源浮于积石，会于渭汭，至于龙门西河，贡物是球琳、织皮等。梁州贡道从岷山入嘉陵江。汉水翻越秦岭进入关中到龙门西河，贡物是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等。雍、梁二州宗日、尕马台、火烧沟、西城驿、齐家坪、磨沟等遗址显示齐家文化时代岷山地区到河西走廊一带是定居农业社会与草原畜牧文化交汇之处，也是早期金属冶炼活跃地区。大西北或雍梁二州实际上是齐家文化分布区，羌人根据地。

　　夏商周断代工程确认夏代纪年是公元前2070-前1600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在石峁遗址采集到130个人头骨、动物骨头和植物样本，测定城墙、房址及墓葬年代大多在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即公元前2200-前1780年⑥。石峁遗址具备王国首都规模与功能，作为夏代首都年代正合适，时代也相当。

　　石峁遗址体现新石器时代正在结束，青铜时代刚刚到来。铜镞、铜刀、铜环、石范表明石峁遗址时代已经掌握了青铜冶炼铸造技术，进入了青铜时代。石峁和陶寺发现铜制品与欧亚金属冶金技术传统从大西北向东南传布时空趋势相符。北亚渔猎社会在公元前三千纪早期就出现冶金活动，当地工匠掌握多金属冶金知识，并在公元前三千纪末发展出造型简单但技术成熟的合范青铜铸造技术。青铜冶金技术与畜牧经济南下之时，以陶鬲为代表的龙山传统也向北渗透。在公元前两千纪朱开沟、石峁所见蛇纹陶鬲已经出现在从蒙古到贝加尔湖畔北亚石棺墓中，揭示出黄土高原与北亚草原和林区之间跨区域交换与人口流动已经颇具规模⑦。这正是鬼方、北狄、匈奴活动区域。另一方面青铜冶金技术和羊牛马亦可从河西走廊或甘青地区来到鄂尔多斯盆地，齐家文化和朱开沟遗址就是标志。

　　龙山时期正值全新世气候史上异常波动期，公元前三千纪中叶太阳辐射改变导致亚洲季风减弱，出现约五百年气候异常波动导致生态环境恶化⑧。气候变化带来灾变导致良渚和石家河等长江中下游聚落中心崩溃。最新考古材料表明夏代开始之际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分布区及石峁遗址为中心黄土高原文化传统没有中断。同时洛阳盆地或中原龙山文化进入了“黑暗时代”：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二里头时期黄河中下游聚落总数量仅为龙山时期的10.78%左右⑨。石峁遗址正位于齐家文化分布区东边，受到了齐家文化明显影响，可以说石峁遗址是龙山文化基础上吸收齐家文化结果。西北和黄土高原气候干冷促进了畜牧经济发展，齐家文化方兴未艾。夏代开始之际陕北地区经济文化走向繁荣，石峁遗址就是见证。

　　三、地理与经济

　　《尚书·甘誓》是启讨伐有扈氏时发布战争动员令。《史记·夏本纪》云：“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史记集解》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史记索隐》又云：“夏启所伐，鄂南有甘亭。”“夏时期全图”将有扈氏和甘标注于西安附近⑩。陕西户县西南甘峪甘亭一带正是齐家文化或客省庄二期文化分布区。甘之战巩固了夏朝统治，确立了父子继承制，也就标志着东亚进入了父权时代。启甘之战位于西北雍州，那么夏代首都位于西北雍州可能性很大。

　　禹都文献记载主要有阳翟、阳城、平阳三说。《古本竹书纪年·夏纪》云：“禹都阳城。”《孟子·万章》：“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史记·夏本纪》亦云：“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阳翟、阳城、平阳应该相隔不会太远，平阳、安邑、晋阳在晋南临汾一带可能性大；正好又发现了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尧舜禹时代都城。《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史记音义》：“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夏居河南，石峁正好位于黄河之南。《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此洛河是指现北洛河，石峁遗址正位于黄河洛河之间。

　　从历史地理看石峁遗址位于长城地带中部，《禹贡》九州之雍州，紧靠冀州。夏商时期石峁遗址所在榆林地区被认为是翟即狄人活动区，周代雍州北狄仍然活跃，战国时为秦国上郡地。《史记·秦始皇本纪》：“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琅琊刻石》亦云：“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吕氏春秋·古乐篇》也说“北过大夏”。大夏应该位于陕北或鄂尔多斯地区，禹都阳翟或阳城可能就是石峁。巧合的是夏代末都二里头亦位于翟镇，夏王朝迁都于此，创造了灿烂二里头文化。

　　《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东晋时期铁弗匈奴赫连勃勃果然在此重建大夏国，首都统万城位于石峁附近靖边白城子。北魏灭大夏设立统万镇，后改设夏州；唐复设银、绥、夏三州。北宋时党项羌元昊又在附近三建大夏国，占据绥州、宥州。范仲淹《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禹贡》九州之雍州正是羌人活动区。历史上至少有三处著名西河。黑水西河惟雍州，《西河旧事》表明河西走廊地区是西河。黄河中游龙门西河还有禹门口，晋陕之间曾设西河郡。安阳还有一处夏都西河。《今本竹书纪年》“放王季子武观西河”；三年后武观“以西河叛”。西河指今河南滑县和浚县一带地区，当时在黄河西岸。

　　从自然地理看石峁遗址位于黄土高原黄河中游，紧靠鄂尔多斯草原，年降雨量四百毫米左右，是一个宜农宜牧地区。斯坦福大学刘莉在石峁石器中检测到711个淀粉粒，说明这些石器主要用于收割小麦族植物，可能包括小麦、大麦及野生小麦族草类(11)。通过系统浮选工作从石峁遗址出土了大量炭化植物遗存中发现了粟和黍两种谷物，冷蒿、胡枝子等牧草植物以及藜、猪毛菜等野菜植物遗存。量化分析结果显示石峁文化生业特点以农耕生产为主，兼营家畜饲养业；但从龙山时代向夏时代转变过程中，家畜饲养业比重逐渐增加(12)。

　　石峁遗址周围环境以草原为主而家养动物猪、牛、羊肉量比例占到了整个食用动物群95%以上，石峁人同时从事农业生产、畜牧和狩猎活动(13)。羊在青铜时代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地位明显增高。西北羌人以养羊为业，齐家文化遗址羊骨出土愈晚愈多。朱开沟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绵羊骨骼遗存，占全部兽骨40.6%(14)。石峁遗址发现累积羊骨估计有上万只；养羊业已蔚然成风，使人想起上古中国养羊著称羌人。石峁发现了目前中国最早山羊遗骸，研究表明石峁山羊产肉兼产奶。二里头遗址各个地层中均出土了羊骨遗存，牙釉质锶同位素比值测定结果表明二里头遗址羊只有部分是本地生长，还有部分来自他处(15)。

　　黄牛与山羊一样经历了大致相同驯化和传播过程。中国黄牛包括两个亚种：南部以印度黄牛为主包括T1和T2，西北部类似于蒙古黄牛包括T2、T3、T4(16)。中国家养黄牛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青铜时代早期陕西临潼姜寨和甘肃武山傅家门出土牛骨(17)。石峁遗址后阳湾地点出土11只黄牛骨骼古DNA分析成功获得了10个mtDNA数据，显示石峁黄牛由西亚起源T3(70%)和T4(30%)世系组成。石峁古代黄牛单倍型H1在北方地区广泛分布，单倍型H2在宁夏打石沟和河南二里头遗址出现，证实黄牛由甘青地区进入中原这一传播路线(18)。二里头遗址中出土了比较丰富牛骨遗存，四期黄牛骨占全部可鉴定哺乳动物总数25.43%(19)。15个二里头遗址出土黄牛个体样本中得到9个mtDNA，7个为T3世系，另外两个分别为T2世系和T4世系(20)。锶同位素比值研究说明二里头遗址出土黄牛大多数是本地饲养，少部分来自他处(21)。

　　家马(Equus caballus)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西端，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驯化过程。哈萨克斯坦波台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绝大多数是马骨，这些马主要用于食用、祭祀(随葬)和骑乘，部分是家马(22)。齐家文化遗址如甘肃永靖秦魏家、大何庄和武威皇娘娘台、青海大通陶家寨报告中提到马骨，但没有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和基因测验。石峁遗址马骨出土不多，古基因分析表明已有家马(23)。豫南地区驻马店杨庄二里头文化层出土过马肢骨(24)。新疆出土了青铜时代马骨，火烧沟遗址发现有用于祭祀的马骨，表明河西走廊亦是马传入中原通道。

　　黄土高原土壤适宜农作物栽培，粉尘颗粒呈现出均匀细小松散易碎特点，新石器时代人们使用原始工具容易进行耕种。北边鄂尔多斯草原西边宁夏草原水草丰美，河套地区又特别适合游牧。石峁和二里头文化中猪、犬、牛、绵羊、山羊、马均有，可以说六畜齐全，同时旱作农业发达。陕北位于半月形文化带核心地区，是东西通道南北结合部，石峁遗址正是东亚定居农业经济与外来青铜游牧经济结合的产物，也是龙山文化与齐家文化叠加的结果。

四、社会与文化

　　《史记·夏本纪》等明确记述从启开始实行父死子继世袭制进入男权社会。石峁时代社会贫富分化显著，男女关系明显不平等，并出现了不同民族或族群，已进入男尊女卑多族群父系复杂社会。不像陶寺遗址发现墓葬上万座发掘上千座，石峁和二里头遗址发现和发掘墓葬均不多，且未发现陪葬丰富真正大墓。石峁时代墓葬已有大中小之分。2014年皇城台隔沟相望韩家圪旦山峁上考古队清理一批严重盗扰墓葬，既有竖穴土坑墓，也有石板墓和偏洞室墓，部分有壁龛和殉人，是一处重要石峁贵族墓地。M2为上小下大竖穴土坑墓，墓口长358厘米、宽194厘米，墓底长384厘米、宽222厘米，深395厘米。仅存残木棺位于墓室中部偏北处，棺外南侧墓底有一骨架保存较完整，双臂被缚，初步鉴定为年轻女性，应是殉人(25)。2013-2014年石峁附近神圪垯梁遗址发现了陕北地区龙山文化晚期完整保存器物组合大型墓。一共发掘了28座，多为单人葬，几乎没有随葬品；M8是小型墓人猪合葬，M2为中型墓二人合葬，位于最高处M7是唯一大型墓。M7亦为口小底大竖穴土坑墓，墓口长410厘米、宽318厘米，墓底长416厘米、宽336厘米，深325厘米。墓底中部有一具长方形原木棺，墓主为成年男性，仰身直肢；身上从头到脚涂有两层朱砂。棺外西侧有一女性入骨，侧身屈肢，四肢呈捆绑状，面朝棺材(26)。壁龛中有六件陶器组合：斝、折肩罐、两只壶或尊、两只双耳杯(原报告分别称之为盆和双耳壶)，其中一只大双耳杯是典型齐家风格。这也可以说是齐家文化风格墓葬。最近石峁遗址次级聚落又出土了齐家文化风格男尊女卑墓葬：一类墓共三座，有木棺、有壁龛、有殉人，墓主葬于木棺内，仰身直肢，身上一般随葬3至4件玉器。殉人位于墓主左侧棺外，初步鉴定均为女性，侧身面向墓主，身上可见劈砍迹象。墓主与殉人身上均涂有朱砂，身下有白色铺垫物。墓主右侧墓壁上有一半月形壁龛，龛内一般放置5件带石盖陶器，陶器组合常见喇叭口瓶、斝、深腹盆、小罐或壶，另有1至2件细石刃。此类墓葬规模最大，面积约10平方米(27)。

图一 二里头遗址VM3示意图(二里头夏都博物馆2019)

图二 石峁遗址征集牙璋(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院邓聪摄)

图三 二里头遗址出土牙璋(邓聪摄)

图四 二里头遗址出土玉戚玉戈玉刀(邓聪摄)

　　类似齐家文化风格墓葬在邻近新华遗址、朱开沟遗址等亦有发现。邵晶认为“殉女墓”即竖穴土坑墓中墓主为成年男性位于墓室正中仰身直肢，一侧或两侧有侧身屈肢面向墓主年轻女性。他详细介绍了齐家文化和石峁类遗存中“殉女墓”发现情况，从考古学层位关系和随葬陶器上来看齐家文化所发现殉女墓年代偏晚，处于齐家文化晚期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而石峁类遗存“殉女墓”年代也在石峁类遗存晚期，绝对年代略早于齐家文化“殉女墓”(28)。石峁遗址不仅出现了齐家式男尊女卑墓，还有成组人头祭祀坑。东门址发现了6处集中埋藏人头遗迹，人牲数量达百余具之多。K1埋有24具人头骨，多属于年轻女性，头骨多有明显砍斫和烧灼痕迹，这一迹象与人牲、燎祭等人祭仪式活动有关。这些已经显示了石峁遗址中晚期和齐家文化一样进入了男尊女卑时代。

　　石峁遗址出土陶器组合相当复杂，不仅因时而变，同时亦有不同组合。邵晶分成三组，分别对应石峁遗址早中晚期。A组对应早期2300B.C.左右，主要分布于皇城台和内城部分；B组对应石峁外城修建即2100B.C.前后；C组对应石峁遗址废弃或1800B.C.前后(29)。马明志亦将石峁遗址陶器划分为A、B、C三组：A组陶器年代为龙山时代早中期，以宽弧裆正装双鋬鬲、圜底瓮等为典型器类；B组年代为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阶段，以尖角裆正装双鋬鬲和三足瓮、敛口甗等为典型器类；C组为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与B组年代相当。石峁遗址正是在这些文化和人群聚合背景中向外扩张整合，代表北方文明模式。从陶器、墓葬、生业形态和文化格局等角度论证齐家文化移民河套浪潮形成二者交错和融合态势(30)。石峁遗址及附近地区出土了多种双耳罐、不同陶鬲及石板墓、洞室墓，表明石峁时代已有不同族群，进入了复杂社会。

图五 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镞(邓聪摄)

图六 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戈(邓聪摄)

图七 石峁遗址出土卜骨(摄于山西博物院2020)

图八 二里头遗址出土卜骨(邓聪摄)

图九 商代以或夏代出土卜骨示意图(参考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从夏代开始进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王国时代。祀与戎是石峁文化主旋律。石峁玉文化承前启后，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起了关键作用。齐家文化或石峁玉器种类大体相同，璧琮、刀戈、圭璋和璜环齐备，璧琮和璜环组合源自新石器时代，刀戈和圭璋组合始于青铜时代。玉刀和玉璋主要流行于夏代，是夏代文化标志，亦是石峁、二里头特色玉器。三代琮淡出，圭璧戈璜日益重要，不同玉器相对盛衰反映了夏代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31)。

　　红山、凌家滩、良渚文化处于“有祀无戎”时代，玉器主要是礼器(32)。到了齐家二里头时代有刃玉器成为主流，玉器有“戎化”趋势。璋、钺、玉刀突出，均为有刃玉器；璧亦演变成了戚。上孙家寨墓地齐家文化层出土四孔大玉刀，长54厘米、宽8.5～10.3厘米、厚0.8厘米，可一分为二成两把石峁风格玉刀。征集12件石峁玉刀中一件五孔墨玉刀长54.6厘米、宽9厘米、厚0.4厘米。延安芦山峁亦出土了长达54.5厘米、宽10厘米、厚0.4厘米大玉刀。二里头文化出土大玉刀至少有五件，三孔到七孔不等。1972年二里头遗址第四期出土的七孔玉刀长达65厘米，有扉齿和规整几何花纹(33)。二里头玉刀更加精致，但晚于齐家文化或石峁玉刀。

　　二里头玉戈与铜戈同出，戈被认为是夏民族或夏文化象征之一。二里头遗址第三、四期共出土玉戈三件，相对成熟；其中一件淡青色玉戈通长43厘米、援宽8厘米、厚0.5厘米(34)。这可以向西向北追溯到石峁文化玉戈。石峁玉戈显然处于初始阶段，一件墨玉戈长29.4厘米无援无胡较原始(35)。而石峁玉戈可能源自齐家文化戈型玉器，喇家遗址M12与璧同出戈形玉片是戈的始原(36)。

图一○ 石峁遗址出土铜刀和石范(摄于山西博物院2020)

图一一 二里头遗址出土卷首刀(邓聪摄)

　　《史记·夏本纪》“帝赐禹玄圭，以告功于天下”。《禹贡》为犒赏平治洪水丰功伟业帝赐禹玄圭，这是周代文献中叙述夏朝肇建重要主题。《古本竹书纪年》亦载“后荒即位，元年，以玄圭宾于河”。石峁收集圭10件，其中一件长23厘米、宽6.4厘米、厚0.2厘米(37)。尖首圭可能与戈同源可以追溯到齐家文化(38)，平首圭可能与铲斧同源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考古发现表明璋才是夏代标志性文物。璋显中国，作为夏代标志性文物已引起高度重视，但是二里头牙璋大于也晚于石峁牙璋。二里头牙璋可以追溯到石峁牙璋，甚至还可以追溯到西北会宁牛门洞萌芽璋。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二里头出土牙璋代表性大墓VM3既无鼎也无鬲，却有一件西北齐家风格单耳罐(俗称羌罐罐，西北羌人居住过的地区仍然留传罐罐茶)，由此可见二里头王国巫师或祭司或国王很可能来自西北羌区，甚至就是羌人。还有二里头、石峁、齐家文化中有类似蛇纹罐亦可作为佐证。

　　石峁牙璋28件长26.6～49厘米不等，可分三式；数量多年代早堪称牙璋文化发源地(39)。牙璋只是一种特别发达的璋，应该是先有璋后有牙璋。甘肃会宁县博物馆收藏了一件牛门洞遗址出土刀形端刃器，长达54厘米，厚仅2毫米，已有萌芽，实际上是原始牙璋。体量之大工艺之巧玉质之好时代之早，堪称王者之器。牙璋源于夏初齐家文化或石峁文化，二里头文化时期得到了发展，传播到了龙山文化分布区。牙璋被公认为夏文化标志；商代殷墟西区900余座小墓中有41座共出石质牙璋183件(40)，可能是夏遗民墓葬。夏后氏之璜与环亦非常有名。《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夏后氏钟爱玉器是环和璜。《左传·定公四年》：“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淮南子》中至少有五次提到“夏后氏之璜”，《说山训》：“和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让而进之，以合欢；夜以投入，则为怨，时与不时。”

　　石峁玉器中有一件玉人像：“头顶盘束高髻，圆团脸，鹰钩大鼻，半张口，腮部鼓出。”杨伯达考定为《山海经》中“一目国”遗物，称之为“鬼玉”(41)。《山海经·海内北经》云：“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贰负神在其东，为物人面蛇身。”《大荒北经》亦云：“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少昊之子，食黍。”石峁文化独目玉人像可能是鬼国之物。

　　石峁遗址皇城台出土一批骨制口弦，绝对年代距今约4000年。这批骨制口弦制作规整，中间有细薄弦片，一般长约8～9厘米、宽1厘米多，厚度仅1～2毫米，国内所见年代最早、数量最多(42)。匈奴墓葬中有出土，现流行于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满族、羌族以及云南部分少数民族之中。口弦主要流行羌与狄分布地区，这也暗示石峁文化与羌狄关系密切。口弦在我国先秦文献中被称作“簧”。《诗经·君子阳阳》：“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诗经·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干戈为戎，战争文化亦来自大西北。礼乐之外石峁人精神生活主旋律是战争与防卫。瓮城、马面、城墙与战争相关，是主要防卫设施。瓮城是典型防卫设施，石峁开了东亚瓮城建设先河(43)。黄河中下游地区城址虽较早出现一些与马面起源有关迹象，但真正意义上或有意建造马面设施的年代要晚至东周时期，夏商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未发现马面遗存。目前确定无疑最早瓮城、马面见于下塔遗址和石峁遗址。内蒙古清水河县下塔遗址由内、外两重城垣组成；东侧第一道城门处发现有两处略呈长方形马面遗迹。2013年以来石峁遗址揭露出一套包括城墙、马面、角台在内的完整防御系统。其中一号马面呈长方形，长11.7米，宽9.4～10.8米，高逾3米；形制规整已具备后世马面特征及功能(44)。夏家店下层文化一些城墙外侧发现有用石块垒砌凸出于城墙外半圆形遗迹应是防御马面设施。石峁遗址紧邻河套地区草原通道，从里海到渤海出现了甚多中小城。西边也里可温(Arkaim)和东边夏家店下层文化先民距今4000年前后开始致力于发展战争技术，这类遗址中有青铜和石制兵器，还有马具以及相关器物，几乎未见农具(45)。石峁古城军事防御性显而易见，登顶皇城台需先经过广场，再过外瓮城与南北墩台之间侧门至内瓮城处，向北折入主门道，向西登临皇城台台顶。整个登台过程可谓“穿三门、折四弯”，显示了皇城台门址结构设计之复杂(46)。石峁瓮城、马面与城墙采用毛石混砌而成，这种石砌技术流行于欧亚大陆，在西南地区留传至当代，羌族碉楼就是见证。《后汉书·西南夷传》冉駹人“邛笼”就是羌碉：“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十余丈。”理县桃坪羌寨是一个石头建筑王国，寨内巷道或明或暗或宽或窄宛若迷宫；高楼屹立千年历经数次大地震而不倒，房屋背后多砌了一道“脊梁”起到稳基防震作用。“羌寨砌墙歌”总结了石砌技术经验：“认石认八方，面子放外边，方方长长墙角待，大石头离不开小石头塞；长三镶，端五限，内八层，外七转；中立石，垫口皮，横压筋，顺压脉……”

　　青铜箭镞是战争标志。中国境内最早铜箭镞见于青海柳湾遗址齐家文化层和石峁遗址中晚期(47)。二里头遗址、石峁遗址兵器之一。在此之前石制或骨制箭镞主要用来狩猎，青铜箭镞作为远射兵器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后羿善射，夏代主战兵器正是弓箭。

　　用肩胛骨占卜是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代主要决策方式。石峁遗址出土了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流行卜骨，说明有相同决策方式。重要齐家文化遗址或齐家文化层有卜骨出土。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前三次共发现39件卜骨，其中30件羊骨9件猪骨，有些具有轻微刮削或修治痕迹(48)。永靖大何庄遗址出土14件卜骨，均为羊骨，无钻凿但有灼痕(49)。韩家圪旦M17是长方形石板墓，墓主为一年轻女性，未见陪葬品，仅在填土中发现卜骨一件(50)。最近又集中出土100余片卜骨，显示了皇城台信仰和宗教功能。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类似卜骨，不仅有羊、牛和猪骨，而且有鹿骨，晚期骨卜方式略有改进。这种占卜文化在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流传至今。西南羌族和东北鄂伦春族至今有人使用羊或鹿肩胛骨占卜决疑。

　　2018年皇城台出土数件陶鹰，其中一件“残高50至60厘米，身体部位塑造得栩栩如生，作展翅伸颈状”。陶鹰与王权或皇城台宗教祭祀活动有关。尚永琪指出鹰是欧亚大陆古代帝王神秘力量象征。最早鹰隼驯养术出现在中亚与小亚细亚一带，草原民族将鹰与帝王形象联系起来作为王权之象征(51)。生活于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被称为“鹰的民族”，其鹰舞在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彝族鹰崇拜亦源远流长：视鹰为祖先，自称“鹰的儿女”。从埃及到两河流域早期文明国王大都会与太阳、猛禽如老鹰和隼联系在一起。翟可能是草原牧民所喜养一种鹰，亦有以翟为图腾的部落。四千年前后羌鬼方或戎狄先祖已经活跃于石峁，禹或启建都石峁或阳翟完全可能。

　　五、讨论与结语

　　《史记》总结秦与六国兴亡：“东方物始所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司马迁认为这是历史大势所趋，实际上东亚进入青铜时代也就是玉帛古国进入干戈玉国时代，传统礼乐文化与青铜游牧文化结合形成了复合文明。夏、商、周、秦、汉“逐鹿中原”反复重演“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事。

　　横察二里头、石峁，青铜游牧文化来自大西北。二里头许多核心符号与技术源自齐家文化或石峁、陶寺社会。二里头遗址三号宫殿建筑中轴线上早期贵族墓葬(2002VM3)所随葬海贝、铜铃和绿松石龙形器，显示出二里头贵族文化对齐家文化或石峁、陶寺传统继承与创新。铜铃、海贝、鼓、铜镜是萨满巫师常用法器。二里头遗址早期青铜器制造工艺来自北方草原或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是欧亚冶金技术东传结果。

　　二里头遗址贵族墓葬出土铜斧和环首刀属于北方系青铜器，显然来自西北或草原游牧文化(52)。环首刀亦见于石峁与齐家文化遗址，既不是生产工具也不是战斗兵器，实际上是游牧民剔骨吃肉的生活用具。M3墓绿松石龙形器多认为是礼器或法器，且与铜铃关系密切。该墓还出有海贝串饰1组，秦小丽指出绿松石镶嵌器、海贝和玛瑙在时空分布上有较高契合度，三者均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首先出现于西北地区，用于粘贴的沥青亦可能源自西亚(53)。中国境内海贝始见于甘青地区，且在早商及其以前几乎不见于长江以南地区，其经由西北地区传入中原的可能性很大。绿松石龙形器形象至少可以追溯到石峁石雕龙蛇图案，镶嵌艺术即马赛克艺术可能与西方有关。石灰地面亦是齐家、石峁、二里头共同文化现象。二里头遗址中羊、牛可能还有马等游牧文化要素亦来自石峁或大西北。花边鬲和单耳罐亦是二里头遗址有人群来自大西北指示。青铜冶铸技术和牛羊马标志着石峁、二里头遗址进入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与同时代或稍早的世界上古文明代表性大遗址如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摩亨佐达罗、两河流域乌尔、尼罗河流域阿拜多斯相比，复杂程度相当，规模更加宏大，石峁遗址明显进入了王国时代。目前已经初步弄清楚东门高度复杂是石峁外城正大门，皇城台正门亦朝东。石峁古城总体布局坐西朝东，不仅体现了石峁统治阶级崇拜东方日出，亦可能表明了其东向发展的愿景。

　　纵观石峁、二里头，玉器大同小异，是东亚定居农业玉帛古国文明继续发展。邓淑苹推测禹可能就是石峁统治核心名号，他们既拥有“玄圭”又擅征伐，“征三苗”“伐陶寺”逐鹿中原得胜后在王湾三期文化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54)。许宏认为二里头遗址是文化杂交硕果，表现在多个方面：农耕社会与畜牧型(游牧)社会交流融合，粟作农耕与稻作农业融合，以及鼎文化与鬲文化融合，青铜文化与玉文化融合(55)。这些也正是石峁社会与文化特征。二里头作为黄河流域一级聚落建立了以洛阳盆地为“王畿”社会秩序；高度统一了嵩山南北地区并强势进入了晋南，塑造了“中原”这一文化地理概念。比照文献记录体系考古所见二里头政权出现对应文字材料中少康复国之夏时空框架，而非夏代肇始阶段(56)。洛阳盆地西函谷关“车不能方轨，马不能并鞍”“丸泥可塞”，东虎牢关一夫当道万夫莫开。洛阳盆地是个好地方可称安乐窝，亦有天牢之说又称落阳。易守难攻，可图一时之安稳，但要开拓进取也不容易。洛阳号称九朝或十一朝古都，没有一个王朝龙兴于此，不少王朝在此落幕。司马光感慨道：“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洛阳十有八九是夏代末都，绝不可能是夏代首都。太康时期夏王朝曾一度丧失政权，史称“太康失国”。《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史记·吴世家》记载云：“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后遂收夏众，抚其官职，使人诱之，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逸周书·度邑解》描述了武王选址洛阳建都：“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今，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洛阳盆地紧邻太室嵩山又坐落于夏人故地，克商不久铸造何尊铭文“宅兹中或”显示洛阳盆地为天下之中。《国语·周语上》云“昔伊洛竭而夏亡”表明夏亡于伊洛地区。二里头遗址作为夏代中晚期都城从考古发现来看有可能性，从文献记述来看有必然性。

　　能与二里头遗址相提并论又时空接近的是石峁和陶寺遗址。陶寺遗址已被推定为尧都或舜都，介于尧舜与夏之间正好是禹和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表明榆林地区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达4446处，面积50万—100万平方米之间者11处，100万平方米以上仅石峁遗址1处。石峁遗址是与周围其他中小型聚落共同构成了四级聚落结构。“聚邑成都”形成了以石峁为顶端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奠定了王权国家政治、经济及人力资源基础。石峁遗址并不孤立，具有不亚于二里头遗址都城气象。皇城台底大顶小呈“金字塔”状，台顶面积8万平方米，台底面积24万平方米，四周包砌至少9级护坡石墙。皇城台周边发掘出石雕人头像、鳄鱼骨板、彩绘壁画、玉器、铸铜等高等级遗存，显示高等级贵族或“王”居住核心区域。皇城台揭露出广场、瓮城、南北墩台、门道等。东墙北坡出土了约200件筒瓦、板瓦残片意味着皇城台存在覆瓦大型宫室类建筑。《左传》昭公四年：“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今本竹书纪年》：“帝启癸亥即帝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钧台，诸侯从。”启所都，有钧台；皇城台也许正是钧台。

　　从石峁到二里头逐鹿中原是中国历史常演剧目。商王朝有“前八后五”之说，夏王朝迁徙古籍记载就有十余次之多(57)。石峁遗址位于山顶上称之为阳城正合适，具备了作为夏代首都所有条件，没有哪一个遗址条件比石峁更充分。良渚、陶寺时代偏早，三星堆、金沙又偏晚。从石峁到二里头顺黄河而下十分方便。逐鹿中原，北魏、唐、辽、金、元、清重演了夏、商、周、秦、汉五朝史。鲜卑从东北进入蒙古草原发展壮大，从平城迁都洛阳；鲜卑后裔李治父子从晋阳起兵入关中建都长安；忽必烈初都长城外称上都，入长城始称大都。满洲从东北进入中原也是先定都长城外后迁都长城内，还在长城地带建立避暑山庄作为陪都。长城地带或所谓四百毫米降雨线不仅是农牧分界线，更是农牧经济与文化结合部。许宏注意到二里头无外城墙，特别提出“大都无城”(58)。众所周知龙山文化晚期高墙林立，齐家文化缺城少墙；二里头显然是座移民新城。分子人类学研究表明二里头居民不少来自西方或北方，当然也有来自南方或东方，显示是丰富遗传多样性(59)。族属复杂化，许宏认为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移民城市(60)。其实石峁位于东西交流南北互动要冲，亦是外来人口众多的城市。

　　《尚书·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难以详考，出身戎狄可能性很大。史载黄帝后裔戎狄与周人皆有姬姓。白狄与周人同姓，与其通婚者为戎族，自称则为“有夏”。“夏”不仅是一个王朝，还是民族与文化概念，兴于大西北而入主中原，与大禹炎黄羌姜戎狄鬼方匈奴都密切相关(61)。夏商周秦汉唐无不兴于大西北，北魏辽金元清亦然，石峁作为夏代首都阳城或阳翟绝非偶然。

　　致谢：承蒙邓聪先生拍摄石峁牙璋和二里头牙璋、玉刀、铜戈、铜刀、卜骨等文物并征得收藏单位陕西历史博物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二里头工作队同意发表，谨表感谢。

来源：《南方文物》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