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物十志：文人之物的意义世界（四）

作者：读裁者黄远辉，专注人文历史，质量标准，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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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砚

《长物志》记载：

“笔觇[chān]——定窑、龙泉小浅碟，俱佳；水晶、琉璃诸式，俱不雅；有玉碾片叶为之者，尤俗。”

米芾在《砚史》记砚二十六种，辨瑞歙二石甚详。其中，《用品》一篇写到：

器以用为功，玉不为鼎，陶不为柱。文锦之美，方暑则不先于表出之绤。楮叶虽工，而无补于宋人之用，夫如是，则石理发墨为上，色次之，形制工拙，又其次，文藻缘饰，虽天然，失砚之用。

砚台历经秦汉、魏晋，至唐代起，各地相继发现适合制砚的石料，开始以石为主的砚台制作。其中采用甘肃岷[mín]县的洮[táo]河石、广东端州的端石、安徽歙[shè]州的歙石制作的砚台，被分别称作洮砚、端砚、歙砚。史书将洮、端、歙称作三大名砚。

清末，又将河南洛阳的澄泥砚与洮、端、歙，并列为中国四大名砚。也有人主张，以天然砚石雕制的鲁砚中的红丝石砚代替澄泥砚，合称四大名砚。

“四大名砚”中端砚、歙砚、洮砚都是以地名命名的石砚。各地石砚的特色多在于用料，雕刻手法上没有根本的差别。

▲砚的各部分名称，图选自《西清砚谱》

自唐代成名以来，老坑洮砚一直是皇室文豪、富商巨贾才能拥有的。

端砚有“群砚之首“的称誉，为砚中之上品。它出产自广东肇庆高要县东南端溪之烂河山（又名斧柯山），唐之前属端州，故得名。

歙州，包括歙县、休宁、祁门、黟县、婺源等县。歙石的产地以婺源与歙县交界处的龙尾山（罗纹山）下溪涧为最优，所以歙砚又称龙尾砚。

澄泥砚始于晚晋唐初之山西绛州，是人工手作之陶类砚，制作方法沿革自秦砖汉瓦，经无数改良而精制所成。

红丝石砚以山东天然的红丝石为原料制作的石砚，早在唐宋即负盛名誉为诸砚之首。原砚材出自青州“黑山红丝石洞”，后因其原料枯竭清后以临朐老崖崮为主产区。

“砚”是一日用器物，但它身上的“铭”却同时具有古代铭文的两种意义。

清代的金农在《冬心斋砚铭》的序言中说“寓规者十之三，彰美者十之七”，又解释说“寓规者，座右所陈之比也；彰美者，彝器所勒之比也”。

苏轼将砚铭看作平日里的一种私人写作。他说砚铭乃“无用之物”，所指之“用”，自然是就在现实的社会或历史中的功用而言。

石砚是最为常用的，但有可能被毁坏，唐代诗人韩愈对此有所领悟。他曾得友人李元宾赠砚，这是一方澄泥瓦当砚。韩愈四年里朝夕用之不辍，可惜后来行途中被仆人不小心摔坏了。韩愈不忍丢弃，将其连匣一起带回长安埋于家中，并写了一则《瘗[yì]砚铭》：

土乎质，陶乎成器。复其质，非生死类。全斯用，毁不忍弃。埋而识，之仁之义。砚乎，砚乎，与瓦砾异。

这方坏砚引起了韩愈对砚台之质的沉思：天然的陶土由于其“质”而被制成了有用的砚台，由“质”到“器”，这是一切人工制品“形成”的过程。自然地，当物的这种形式被破坏之后，它的有用性也就消亡了。

当士大夫的价值和精神在北宋被进一步确认和现实化后，“砚之为器”的观念在文人那里得到了更充分的讨论。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起源》中指出，一件人工制品制作越精良，使用越“凑手”，质料就越消遁于器具的存在中。

《庄子·齐物论》也曾说：“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物一旦成形，就必然作为“用”的对象，承担着其生命最终被消磨甚至被摧折的命运。北宋文人笔下的砚给了如此这般统摄物的宿命一个“裂隙”。

相对于“砚之为器”，砚铭所要赞美和叙述的，则是“形化而德全”，“真砚不损”。真砚不损，可谓对砚台之质性的最好诠释。

在海德格尔那里，被遮蔽的大地与令存在显现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争执，而在我们“思考作品的自立，力图道出那种自身持守的紧密一体的宁静时，我们就是在寻找这个统一体”。对文人而言，自身的意义正来源于对存在着的大地的一种超然态度。

砚石的生命，并不追随个体生命，它抵抗着时间的消磨，纵览着历史的兴衰。与古代的鼎彝[yí]重器不同的是，它不仅仅见证了一段文明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更是在“阅读”时间中奠定了存在者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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