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师从名门,当过教授,坐过上宾,也当过拉车夫,卖过戏园票;当过地下党,也曾饱经批斗;娶过大家闺秀,也被带过绿帽,儿子还被老婆的情郎残害而死,但他还是成为了国画大师!有人曾这样评价他:人世悲欢皆虚幻,七情六欲一念牵。一旦悟通烦恼处,心中净土连西天。咄!咄!无染无垢超三界,白藕脱泥即苦禅。他就是——李苦禅。
他是齐白石的学生,还是毛泽东的同窗,更是一代国画大师。徐悲鸿赞他的画:“天趣洋溢,活色生香”。郝左春评价他说,“他是艺术界革命的前驱”。从一个家境贫寒的孩子,通过勤学苦修,终成为艺术史上少有的“大师”。而他的一生却人如其名,波澜迭起,包揽百苦。
李苦禅(1899年1月11日-1983年6月11日),山东高唐县李奇庄的一个农家子弟,原名李英杰、李英,字超三、励公,自幼爱好武术和绘画,擅画花鸟,阔笔写意,笔墨雄阔,酣畅淋漓,画风以质朴、雄浑、豪放著称。
年轻时的李苦禅听说北京有专门教画的大学,就在1918年暑假只身来到北京,而他并不知道那所大学就是北大。进了北大校门,李苦禅看见一个比自己年长三四岁的年轻人,就问这地方有教画画的没有。年轻人把他领到一间充斥着亚麻油味道的屋子,画架后站起一个人——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徐悲鸿。当时的徐悲鸿只是一个普通的“北漂”,蔡元培发现了他,专门在北大设了一个“画法研究会”,给了徐悲鸿一个暂时的居住之地。
就在这里,李苦禅跟着徐悲鸿学习了西画的基本知识,并且一生都深受徐悲鸿革新中国画的思想影响。
徐悲鸿留法后,李苦禅原本也想去法国勤工俭学,但当时法国不再给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发签证,只好投考国立艺专西画系。这是中国第一所的国立美术教育学府,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西方教育体制。李苦禅所在的西画系有一些来自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教师,所以讲授的都是正规西画教育。
但举目无亲,身无分文,李苦禅只好落脚于慈音寺,靠从舍粥棚里取粥度日,李英杰从此成为居士,号超三,法名苦禅,以法名行世。为筹集学费和生活费,他白天上课,晚上拉人力车挣钱,腊月里还穿着夹袍,十分清苦。
1923年,尚未毕业的李苦禅径去北京西三道栅栏6号齐白石家登门拜师。一进门他就开口说:“齐先生,我很喜欢您老人家的画,想拜您为师,不知能不能收我?我现在还是个穷学生,也没什么见面礼孝敬您,等将来我做了事再好好孝敬您老人家吧!”
齐白石见这位乡音不改的穷学生求学心切,当即应允了。齐白石话音未落,他就急忙行拜师礼:“学生这里给老师叩头啦!”案边狭窄,只能挤下跪,他差点跌倒。一时间惹得老人又惊又喜,从此,李苦禅就成了齐门第一位弟子,是年24周岁。
当时李苦禅生活十分艰苦,每天都要拉洋车谋生。如果租拉洋车的钱够几天的饭钱,晚上便可不拉车而去齐白石家求教了。
有一次他去八达岭写生,带的干粮吃光了,身上又无分文,只好讨饭。在回京的路上,饿倒在路边,幸亏一位好心的车把势,把他架到马车上拉回京城。
李苦禅为了生存和求学,学习宋代的范仲淹,每天熬上半锅杂面粥,凉了用筷子划成三块,每顿饭吃一块。在艺专上炭画课,每个学生都发一个馒头,用来粘画坏了的炭画,李苦禅则小心翼翼地画,决不让一根线条出错,省下馒头当饭吃。
当时齐白石知道他的处境维艰,从不收他的学费。不仅如此,有时还留他在家吃饭,给他颜料。这对于一个登堂入室的弟子来讲,也真够得上是十分的厚爱了。
在齐白石的精心栽培之下,李苦禅的学业益加奋进,其艺术“头角已日渐峥嵘”。不久,他就作为一名年轻的国画教授迈进了中国画坛。
齐白石的独具慧眼,看中了李苦禅的艺术才华。纳于门下,视为知己,并励其志曰:“英也夺吾心,英也过吾,英也无敌,来日英若不享大名,世间是无鬼神也!
在北京大学附设的勤工俭学会,李苦禅半天学习法语和绘画,半天从事机件加工之类的实习。在机件加工车间,他结识了一位湖南湘潭的同学,两个人都是农家子弟,相处无忌。
这位同学就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打零工、当“书记”的毛润之,也就是后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北京后,他誓不为敌服务,辞去一切职务,住在柳树井二号凌家,靠卖画为生。他不少学生和朋友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他的家也成了党的地下转送站。
他不仅为党收集和传递情报,家中还掩藏过被日伪通缉人员。1940年5月21日晨,日本宪兵队以私通八路的罪名将他逮捕,关在地下刑讯室中。
李苦禅在此受尽了酷刑,皮鞭抽,棍棒打,烙铁烫,杠子压……他仍然坚贞不屈,破口大骂日本侵略者,后被押入了死牢。但最终因证据不足,当场释放。
新中国建立后,北平艺专定名为中央美术学院,不料学院个别领导给李苦禅以不公正的待遇,让他“半工半教”,后来竟调离教师队伍,当起了工人,每月只发12元工薪,朋友叹气:“苦禅,苦禅,你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苦’呢!”
有人知道李苦禅和毛泽东曾有过几个月的同窗之缘,劝他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原来在1919年,李苦禅考上了北大附设的“留法勤工俭学会”,半天学习法语和绘画,半天从事机械加工之类的实习。那时毛泽东也在其中,当时大家都喊他毛润之,并与李苦禅分在同一个车间。
毛泽东投身于革命事业,经常来去匆匆,故李苦禅与他没有太多的接触。但两人都来自农家,偶遇一起谈起农民的疾苦,往往所见略同,尤其毛泽东的一口湖南话给李苦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解放后,李苦禅才从别人口中得知,今天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就是当年的同学毛润之。已三十多年过去了,他还能记得这个老同学吗?再者,给毛泽东写信,无论成与不成,都不一定会有好的结局。
家人也劝他“穷日子就穷过吧,并不好连买戏票的差使也会丢了。”可老是这样忍下去,何时才有出头之日?
一天,李苦禅又喝了些酒,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郁闷,操起笔来横涂竖抹,积压在心头的不平和愤懑如大河奔流,一泻千里。很快,一封用五张纸连成的长信写好了。李苦禅用牛皮纸糊了一只信封装进去,写上“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先生收”,贴上几枚邮票,便将信投进了邮筒。
酒醒后,李苦禅又有些后悔,信虽是酒后所书,内容他还依稀记得:什么“如今我的事蒋介石不管,只好找你……”、“余乃堂堂教授却被剥夺讲课之权利”啦,什么“共产党理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啦,凡此等等,甚觉言辞激烈。
再者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毛泽东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日理万机,为了个人的事情去麻烦他,实在不该。但他又自我安慰,信已发出去,领袖和人民心心相通,向他反映一些情况,也是理所当然,想必也不会太责怪我,何必自寻烦恼?想到这些,心里反倒坦然了。
开国还不到一年,此时的毛泽东为新生的国家日理万机,但是,收到了李苦禅的来信后,他立即着手处理,虽然他对三十多年前的这位老同学的印象记得不很清晰,但对李苦禅那汪洋恣肆、气势磅礴的草书却是十分欣赏,认为此人绝非等闲之辈,他当即给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写了一封信:
悲鸿先生:
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
顺颂教祺
毛泽东
1950年8月26日
为了进一步了解李苦禅的情况,毛泽东派了他的秘书田家英来到李苦禅家中。田家英说:“您的信毛主席收到了,他一方面给徐悲鸿院长写了信,一方面派我来调查了解有关情况,以便当面向他汇报。”李苦禅听了激动得热泪盈眶。
田家英又说:“目前国家初建,正忙于结束战争和恢复生产,对文化事业还有一时顾不到的地方。我来时毛主席说了,您的写意画还要坚持画下去,子孙后代还是会需要的。”李苦禅向田家英倾诉了自己受到的不公待遇,田家英一一作了认真记录。临别时,田家英对他说:“您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一定会妥善解决。”
田家英回去后,找来了李苦弹的有关资料,认真阅读后陷入了沉思:像这样一位曾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名声卓著的画家,在人民政府建立之后,竟然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准低于旧社会,造成的影响十分不良,反映了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的官僚主义作风,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不力,问题必须马上解决!他让徐悲鸿拿出一个具体方案,解决李苦禅的困难。
有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和田家英的意见,徐悲鸿就等于有了一把“尚方宝剑”,过去他想解决而不能解决的问题,终于迎刃而解了。李苦禅的教授职务很快恢复,还被安排为中央美院附设的民族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工资很快升到62元,一家人的生活有了保障。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李苦禅又挨斗受批,吃尽了苦头。
李苦禅一生痴心于绘画,他把禅与画、中与西结合起来,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探索自己独特的画风,得到了齐白石的赞扬。
齐白石1924年在李苦禅的一本画册上写道:
论说新奇足起余,
吾门中有李生殊。
须知风雅称三绝,
廿七年华好读书。
还送给他一方“死不休”印章,要李苦禅“丹青不知老将至,画不惊人死不休”。
李苦禅苦练大写意花鸟,他的作品继承中国画优良传统,并融中西技法为一炉,渗透古法又能独辟蹊径,在实践中出新,常以松、竹、梅、兰、菊、石、荷、八哥、鸬鹚、鹰等题材,具有笔墨厚重豪放,气势磅礴逼人,意态雄深纵横、形象洗炼鲜明的独特风格。
李苦禅画的鹰极其动人心弦,在他的笔下,鹰的眼睛棱角分明,洋溢着一种逼人的英武之气。李苦禅先生画的鹰,被公认为是难得的画中精品。
对于自己画的鹰属于精品之说,李苦禅先生却并不满足,他说:“画有精品,有神品。精品可以功力得之,神品则功力不逮者固必不可得,而功力即具者亦不可必得。”
李苦禅的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国画宗师,是因为他以书入画,凭借几十年的碑学功夫书写出浑厚拙朴的线条,使人一眼就可以识别出“这是李苦禅的画”。
李苦禅尊崇“书至画为高度,画至书为极则”,将中国“书画同源”的概念更加具体、准确地表达出来。他一生都在练习书法,直到逝世前几个小时,他还在临写颜真卿的《画赞帖》。
金石学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金石学原本萌于汉唐,是国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初盛于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赵明诚即是当时此学的佼佼者。还有吕大临、欧阳修、薛尚功、王俅等著名学者成为了金石学的奠基人。然而到了元、明两朝,金石学已趋衰微。不过,到了清代乾隆直至民国初年,却成了金石学的极盛期,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不断地发掘出了太多的文化宝藏。“金石学新元素”的空前丰厚也滋养了传统画坛,出现了一些具有“金石魂魄”的新书画家。如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书画大家作品中所明显表现出的“金石美”,以及诸多文人和“印人”所追求的“金石美”,为原已极其丰厚的中华审美宝库又增添了更多的新元素。
李苦禅先生在其所处的时代,受当时人文环境的熏陶,特别是恩师齐白石的直接影响,深深有感于金石之美。数十年来他对金石学和金石审美进行了锲而不舍的探索,极尽一生之力收集和研究金石拓片,从中汲取了丰厚的金石美元素,并化为自身艺术的灵魂。他认为金石美是人师法于自然而又超越于自然的一种审美追求。金石文字虽多历经风雨泐蚀,但历久弥新,内涵深刻隽永,习书画者若能常常摹写金石拓本,细审其美,自可创造出具有金石韵味的厚重而出新的作品。他毕生所藏金石原拓本甚多,从先秦至唐宋已达200多种,其中有极其珍贵的拓本,例如《魏·曹真残碑》初拓本(有“诸葛亮”三字)、先秦《中山国石刻》初拓本等与大量碑帖石印、影印本。